【编者按】又逢9月开学季，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合作的“复旦通识”系列在开学之初新推“校长说”栏目，集腋了一组海内外大学校长谈大学教育、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文章，于开学之初每周一期逐步发表。以下系杨福家（原复旦大学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包信和（时任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等多位海内外校长关于“未来人才的培养”这一话题展开的讨论，根据2017年4月15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博雅教育国际研讨会上的通识圆桌论坛发言汇总整理修订而成。

第三届博雅教育国际研讨会圆桌论坛

杨福家（原复旦大学校长）：今天的讨论主题是未来人才的培养。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大学本身也是多样的。以美国为例，美国有三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第一类是像哈佛、耶鲁这样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只占3%；第二类是职业或专业的高等教育机构。很多中国人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家长也不希望孩子去高职学习。事实上职业教育非常重要，这个比例在美国达到了60%。剩下的就是一般的普通高校。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北大、复旦，去哈佛、去耶鲁，事实上一个社会全面发展，应该需要多样的人才去构建。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未来人才的培养，人才应该是多样的人才。

艾瑞克·艾萨克斯（芝加哥大学副校长）：社会需要多层次的人才，每个学校也需要多样化的人，需要多样化的背景。要想创新，就需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进行思想的碰撞。中国应该和美国一样，在招生时的标准是非常宽泛的。虽然我对中国招生的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是我知道芝加哥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兄弟院校应该是一样的，都非常希望招收的学生具有多元化的背景，因为我们需要与不同的学生打交道。以前，美国的大学可能也是传统的，只招收白人男生，但这个情况早就发生变化，招收女生不仅是注重性别上的多元化，也是全方位的多元化。等学生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就会发现，这个社会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

第二，作为教育机构，我们应该教会学生沟通的艺术。一般而言这并非学校的责任，但其实这非常重要。中国的文化使得中国的很多学生相对沉默、比较内向，这种害羞、沉默的文化可能就是从课堂开始的。在课堂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不擅长去挑战别人，或者带着批判性的思维去看待问题。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课堂上从教师开始就鼓励开放的对话方式，学生就会受到鼓励，愿意去互相分享、互相交流，而不单单只是拿着演讲稿到课堂上来。在课堂上我们确实应该鼓励这样的互动，无论是争论还是辩论，这也是芝加哥大学一直在努力提倡的。

刘经南（昆山杜克大学校长）：我们的学生要多元化，在文化、族群、兴趣、爱好甚至有些特长方面都要多元化。因为教育必须面向未来，未来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同时又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未来的问题和挑战比我们现在面临的还要多。任何单一的一种思维方式、解决方式都不足以应对。所以，我们必须有多元的文化、多元化的思维方式，还要有不同的技能和专业的人才。他们联合在一起，实行跨界的、跨文化的、跨专业的合作和协同，才能解决一个问题。现在人类面临的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大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的一个文件中说到，人类面临的挑战还是和20世纪一样——战争与和平、发展与衰退。这两句话在20世纪讲得比较多，邓小平同志就讲过“发展与和平”是我们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后来又加了——因为21世纪后半叶环境的污染，使得健康问题突出，所以人类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教科文组织说是环境与健康。面对这些问题，拥有多元文化或者多样化的人才，还有不同的专业和学科、不同的兴趣和爱好的人才，协同在一起，大家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也是博雅教育很重要的方面。这样，才能解决面向人类未来的问题。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获得这样的多元人才。按照中国过去的高考方式选拔出来的是一个模式的人才。以一个分数线选拔的人才难以实现这样的愿望，所以现在高考的方式要改革。比如现在的自主招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昆山杜克大学也是以自主招生的方式选拔学生。首先，中国学生要通过中国的高考，国际学生要通过美国的ACED等，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还要通过托福等类似考试，而且两年成绩都有效，跟美国的政策一样。但是，我们更加强调面试，面试可以发现人才。有的人很有特长，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有些“奇葩”，这些人才可能是怪才。只要他们基本的素质过了我们的标准，我们就接受他，这是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方式。所以，实行多元化人才的选择是大学面临的一个挑战。

刘良（澳门科技大学校长）：讲到教育的多元化，其实这也是教育之美所在。作为教育者来说，我们总是在讨论毕业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以我所在的学校为例，我来自澳门科技大学，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校。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定位。每个大学应该有自己的定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也是教育多元化很重要的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教育者都知道应该怎么做，朝哪个方向发展，但实际上“能不能落实，能不能执行下去”才是关键。澳门科技大学比较年轻，但在澳门目前已经成为最大的学校，在校人数超过11000名。对于澳门科技大学来说，首要的目标是培养人才，为澳门提供有用的人才。因为澳门的人民对我们有期望，希望我们学校能够培养出有用于社会发展的人才。我们在科学教育和博雅教育方面基本概念是什么，值得思考。我们在讲博雅教育时，有时候也用通识教育的概念，但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差异的。“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各有侧重，有时我们也把它称作是“全人教育”。这几个概念都经常被提出来，如何把这些概念落在实处，在学校为学生提供相应的课程，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人才是重中之重。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哪些学校应该被称为是文理学院或者博雅教育学校。比如，芝加哥大学是一个研究性大学，而韦尔斯利大学就是一个学院，有了这样的区分，就比较好实施，就能够很好地把博雅教育有针对性地进行落实。

潘伟贤（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香港中文大学为博雅教育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框架，有了政策和框架，就能够在教育发展过程中让学生地更好地发展自己的能力，而且能更好地落实博雅教育的理念，相对来说这也比较契合大学理念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就建构了这样一些框架，把博雅教育分成几类，其中一类就是今天所讲到的多元化教育，同时还有价值观的教育，在这个层面上对学生进行培养。作为大学来说，我们希望把学生培养成符合我们要求的毕业生。根据这样的要求和标准，我们设定相关的课程和专业，并基于这样的框架开展相关的学术和社区活动。在我们的本科教育中，30%的课程都是通识课，包括语言、IT、体育、物理等；还有30%是按照学科分布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包括几大模块。另外，还有相关的通识教育基金来进行博雅教育方面的研究。所有学生都要选择相应的课程，我们也鼓励学生参加一些小型研讨会。此外，还要教育学生诚实、正直，了解相关的道德伦理，学会如何做人，这样才能够使他们的未来走得更远。

安德鲁·谢南（韦尔斯利学院常务副校长）：作为文理学院，我们鼓励学生终身学习。因为教育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时间段，它是一个终身的追求，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讲到博雅教育，也应该有这样的理念，我们文理学院也倡导这样的终身学习。艾瑞克今天提到数字技术的重要性——的确，目前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数字技术，然而20年前的学生在上学时还没有这个技术，它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这也让我们看到新一代的学生，也就是现在在校的大学生在学什么——他们想学的知识可能是怎么去设计手机的应用程序，想要在数字知识方面获得一定的能力，未来能够在谷歌或者其他类似的公司找到工作。在美国，现在就是这样的状况，大家都对IT很有兴趣。对教育者来说，有责任来应对并满足这些迫切的要求。这并非简单地开设一些IT课程，或者是新建一个计算机系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韦尔斯利也在想是不是要建一个计算机科学系，满足更多人学习的需求。但是，更重要的是学生要清楚学了计算机课程到底想要获得什么。所以，通过课程设计能够解决部分问题，比如，可以在很多课程当中开设与技术相关的模块；比如，有学校就把计算机科学作为一个通识课来开，每个系的学生都要上一些计算机科学的课程，这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另外，目前我们也看到学生对数字技术兴趣过浓，从而失去对其他课程和专业的兴趣。这个问题值得关注，教育者要引导学生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作为大学，要推动这种终身学习，让学生能够在自己所有的人生阶段追求他们的兴趣。之前有嘉宾提到了慕课，讲到了网上学习。其实几年前哈佛和麻省理工创立了一个edX平台，我们是美国加入edX平台的第一所文理学院。慕课对于我们学院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我们的课堂教育是小班化教学，是非常个性化的，但是慕课的受众可能有成千上万名。这会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呢？我们之所以加入edX，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把在线教育应用到小规模课堂中。虽然，现实中是小班教育，但是现在很多老师也选择在网上发布作业。这并非要把教育外包，而是我们有了一种全新的工具，可以和学生进行更好的联系。所以，在线教育平台不一定是威胁。慕课背后所包含的技术最终是能够福泽到教育者。我们应该采取开放而不是敌对的态度。

托马斯·史蒂芬森（斯沃斯莫尔学院副校长）：我想紧跟着安德鲁·谢南来说说21世纪博雅教育或者说文理学院的一些作用和角色。大学要有灵活应对的能力，要与时俱进，能够及时去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例如，我们有一些校友的调查数据。几年前，我们就和一些校友交流，按照毕业后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段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的经历是不是为您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做了很好的铺垫，我们很高兴看到学生的答案是肯定的。接下去的问题是，您目前所从事的职业和您当时所学习的专业一致吗？这个答案普遍都是“否”。从中我们的收获是：我们的学生非常灵活，适应性非常强，能够把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与他们所选择的新职业连接起来。所以，在像斯沃斯莫尔学院这样的博雅学院中，我们教给学生的是技能的组合，如批判性思维、独立思维、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这样的技能组合非常重要，而且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我们不否认会有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出来，这也意味着这样灵活的技能组合会更加有用武之地。

再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安德鲁·谢南刚才说到的沟通模式和机制改变会催生出新的职业，也会淘汰一些老的职业。尤其现在世界全球化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从全球层面上，我们能用什么新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呢？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挑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也需要我们具备新的技能。有一些职业可能会彻底消失，有一些职业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尤其以美国为例，我们将会看到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这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遇。所谓的多数人少数主义的情况会大大发生转变。从个体来说，既然以前打交道的人比较单一，现在打交道的人多元化了，这就意味着沟通技巧、沟通能力需要相应补上。这也是博雅教育能够在21世纪发挥重要角色的原因。

郭鸿基（台湾大学副校长）：托马斯刚才提到了校友调查，台湾大学也做过类似的调查，这个结果也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和当时所学习的专业是否一致”，托马斯校长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普遍是“否”，我们的学生也说否，但他们更多的是抱怨，但是，那些毕业十年的学生的答案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感激在台湾大学所受的教育。因此，他们回答“当时所受的教育是否为现在的职业做好了准备”，毕业十年的学生自然都会表示肯定了。

关于“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和当年的专业是否相关”，我们问毕业五年的学生，他们会说可能已经不太相关，但还是有一些联系。但是，从博雅教育中获得的沟通能力、语言能力是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清朝诗人龚自珍的诗中就提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用不同的方式去培训学生。但同时，有一些传统的经典元素是不应该丢失的，那就是愿意去作出改变，愿意去学习新的东西、新的知识，这种心态、理念非常重要，应该是永远都不过时的。所以思维、心态比技术更重要。我可能是老派的人，每次学习新的语言都并不觉得痛苦，主要是我有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教育手段会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有些核心的要素是永远不会变的，就是心态、理念、态度，就是生命自觉。我们要不断去实现自我的提升。

高松（北京大学副校长）：今天的讨论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时光，那是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大求学，我的专业是化学。所学的除了英语、体育之外，其他所有的课程都是化学。我们非专业课程唯一的要求就是选择一门人文或者社科课程，我选的是中国哲学。北大有一个优点，它有非常适合学习的环境，有各种各样的论坛、讲座，涉及各个领域，只要你想学，任何东西都能学到。1983年那年我参加了超过30次的讲座，而且是各个领域的讲座，比如说科学领域、人文领域、社科领域、艺术、音乐等，对我帮助很大。通识教育其实不单单通过课程设置来体现，整个学习的氛围也很重要。作为综合性大学，我们应该给出一个小班化的非常友好的学习氛围，而且要鼓励多样性。我同意艾瑞克的说法。如果说学校要培育未来的人才，那么在招生时，就要确保招进来的学生也是多元化的，整个校园的环境非常重要。另外，跨学科学习很重要，关乎未来人才的培养。北大希望有数据科学、生物医药、人文和社科方面的教育，而且这些领域都是综合领域，需要跨学科的人共同来进行研究。即便是本科生的教育，也应该提倡本科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

包信和（时任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讲到未来的人才培养，关键还是未来有几个特点，一是变化的，二是不确定的。我们人才的培养实际上就是要针对这个变化，从不确定性这一方面来培养人才，否则就很难说未来的人才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大学包括教师一直都讲我们有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和责任，我自己理解，传道这里面可能也是蛮广的。第一个是传做人之道，第二个就是传做事之道。大学发展到现在，与原来的大学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习总书记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大学同时也要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国际合作……实际上就是对教育的一个要求：我们要教育什么样的人，培养什么样的人。通识教育的内涵还是很宽的。既然这个社会是变化的，通识教育的内涵、方法也要变化。我们不能完全用一百多年前的思想来做现在的通识教育，因为我们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学生到底是怎么想的，对通识教育到底有什么要求，是怎么看待通识教育的。教育一定要顺应时代的需求，因为教育是社会的需求，超越这个时代是很难做的。教育家要促进和引领时代的发展，还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通识教育也要能考虑到方方面面，在变化的世界当中，通识教育的方法也要有变化。

安德鲁·谢南：谈到美国的博雅学院有些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觉得应该把所谓的顶尖学者、尖子生的概念拓展一下。什么叫尖子生？优秀的学生很多，可能并不一定是分数最高的，或是在标准化测试中拿最高分的学生。但是这些学生所克服的困难、所展现出来的领导才能是非常卓越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尖子生。这也是美国学校的一个优势，或者说在招生时候的一个原则——不单单看成绩单，我们希望对学生作一个全面评估。因为一个人是立体的，不是一纸试卷所能够反映出来的。这是应该具有广泛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并不是说这一定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但这确实是美国招生的时候所秉承的理念。

艾瑞克·艾萨克斯：前面有人提到，所有的高校不能都走一条路，都去抢同一拨的少数精英学生。所有的学校确实集合了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但是每所学校也不一样。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各具特色的学校，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也各有各的特点。我们比较自豪的是，以前芝加哥大学是偏重研究性的高校，可能在本科教育方面并不是那么强，但从近几年开始已特别重视博雅教育。同时，我们的博雅传统虽然时间很长，但是以前对本科重视不足。我们非常坚决地进行了转型，进行了改革，现在大家也看到了芝加哥大学非常推崇博雅教育，这也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招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少的困难和挣扎，但真正的博雅教育不单单只发生在课堂之内，很多要延伸到课堂之外。当今面临的很多难题，无论是能源、医疗，还是气候变化，这些问题都不可能由一个人独立承担或研究。像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学校，我们能够提供什么，贡献什么？就是让学生掌握在课堂外学习知识的本领，让学生首先有将眼光放到课堂之外这样的意识。这个要回归到每个大学自己的核心标志、核心DNA是什么。在芝加哥大学，我们不再把大学本科认为是四年的固化教育，而是作为一个团队去解决一个问题；不是按照时间去划分，而是按照一个挑战、一个任务去划分。我想这个所谓的课外实践现在已经成为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招牌了。

托马斯·史蒂芬森：讲到美国这些不同的文理学院，确实都是各具特色，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特色。我们意识到的确可以对学生进行挑挑拣拣，也能够招到非常出色的学生，但是文理学院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只占到非常小的比例，像我们这样私立的、相对注重本科教育的学院，包括沿着书院式的方式去招生的，只占到美国高等教育的4%。可能我们公关宣传、市场推广比较多，在这方面的力度比较大，所以很多美国高中生对我们这样的学院兴趣非常浓厚。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能够招到非常好的学生，但是事实上，美国85%的高中生根本不会考虑我们这种类型的学校。

郭鸿基：台湾大学也常常会招到一些优秀的学生，我们招收到的学生都是考试分数比较高的。其实，任何一个社会要健全发展，每一个部门都必须健全。这是一个“金字塔”型，就像一个军队要有健全的参谋、非常有执行力的军官、愿意主动负责的军官、非常勇敢的士兵，每一部分缺一不可。每个学校都有非常独特的贡献，不应该只有最顶尖的学校、最聪明的人需要这些东西，每个人都需要这些东西。而且整个社会将来需要的人才，使得每个人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都非常重要，绝对不是只有少数人、最聪明的人才最重要。

潘伟贤：在当代社会，有些学生会功利地进行学习，同时部分大学本身也有这种功利化的倾向。比如，在提出一些新的课程设计或者是一些新的研究项目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种倾向。讲到慕课和其他好的资源，现在大学在这方面正在加大努力开发E-learning系统。学校要想培养学生，把他们打造成未来社会的领导人才，在开发这些新的项目的时候也应该牢记博雅教育的原则，比如说教育的目的，有时候这些项目太过倾向于以教学为目的。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激励，朝向博雅教育的目标去做。E-learning给学生提供了很多资源，有些慕课能够放到这个平台上以吸引学生学习，还能够让全球所有的人开展这方面的学习。博雅教育的目标也有传播知识的功能。我们学校在做E-learning的时候关注两个重点：一个和刚才台湾大学的郭教授讲的一样，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法。我们要重视读和写的能力，在E-learning的开发过程中，我们要求老师很清楚地认识到，在自己开发慕课课程的时候，在这些模块中，除了知识传播之外，还要加强学生的读写能力；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博雅教育的教学法，引导学生对话，通过引导让学生发现真理、学习知识，而不是灌输。这些观点都应该是大学做慕课或者是其他教学项目的时候应该时刻牢记的。我们在做慕课课程的时候，除了知识和技能之外，还提供了一些不太受喜欢但是能够体现大学博雅教育价值的内容。我们在设立创新项目的时候有些挑战，那就是怎么帮助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加入到我们的创新课题中来，同时，也能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自己去做些开创性的项目，而不是仅仅出于功利性的目的去开一家公司；是为社会做贡献，持续不断地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鼓励学生创业、创新的时候需要传递给学生的理念，这样才能够有利于大学培养未来全球的领导者。

艾瑞克·艾萨克斯：此外，课堂文化能够引发学生去做深层次的思考。比如20世纪60年代，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别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在美国，教师一到30岁，课堂上的学生就愿意挑战你、质疑你，而且打破沙锅问到底，这是美国人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在中国存在这种文化吗？在中国，可能尊师是第一位的。美国人也尊重老师，但这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学生挑战权威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包括现在很多已经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可能一开始到硅谷时也不适应，因为硅谷也崇尚这种挑战、质疑。有时候在课堂上，如果说老师问学生：你对此怎么想？刚才我说的你有什么看法？不同文化中学生的反映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便是教一些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经典，有些学生仍然会说“我不相信他说的”，这种文化是可以培育的吗？在中国，是否可以孕育这种文化？这种质疑、挑战权威的精神其实是培养领导的一种方式，让人不再按照既定的模式想当然，而是能够真正实现这个深层次的转型。这种质疑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从教师的角度，可能有时候觉得有点受不了——这个学生怎么问个没完没了，但是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有益于人才培养的。比如，说想去解决贫困的问题，就要去彻底铲除贫困，就要打破现有的范式等。

（本文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提供。）